“生物安全”，一个在舆论中稍显陌生的概念近日成为焦点话题。

       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将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，推进生物安全立法填补法律空白，中国已然在布局国家生物安全的“防火墙”。

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感染病区。　李晨韵　摄

地位提档升级

 “生物安全”离我们生活很远吗？

     “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”“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”,2月14日，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这些重要表述备受瞩目。

       此次会议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特殊背景下，可谓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。

       不过，对普通公众来说，“生物安全”更像是个学术概念，似乎跟生活离得很远，更难理解“生物安全”跟“国家安全”的关系。

       “生物安全概念很广泛，他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属于国家资源安全的一个构成部分，其中首要关注的就是生态安全，含义就是敬畏自然、敬畏生物，使各种生物处于一种自然的安全状态，保持生物物种的延续性和多样性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董家鸿对中新网记者表示。

       看似宏大抽象的概念，如果细化到具体的事例，大家或能更直观感受到，它离我们一点不都不远。

       例如，出国不能随便携带未经检验检疫的动植物产品入境，再如一场非洲猪瘟疫情对于肉价以及整个市场供应的影响，又如从非典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切身威胁与影响。

      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健康产生巨大威胁，对经济社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，这些重大新发传染性疾病疫情也在生物安全的范畴内。”董家鸿表示。

       生物安全概念离我们有多近？有评论称，譬如看似不起眼的一餐“野味”，就能打破平衡，造成病毒从特定动物到人的传播，导致疫情暴发。

志愿者对长沙火车站通道进行消毒。　杨华峰　摄

战略性课题

生物安全攸关国家安全

       “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”，对于生物研究和生物安全的战略意义，学术界早有预言。

         然而，生物恐怖袭击、生物技术误用谬用、新发重大传染病疫情……进入21世纪，一系列猝不及防的挑战，让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。

         这些年来，联合国通过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》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》等国际公约，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。

       当一些只曾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“人类威胁”，正越发向现实瞄准，各国也纷纷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。

       董家鸿举例，美国围绕他们的生物盾牌计划、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，部署了系列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科技项目，在疫情处置和生物反恐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德国将传染病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，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把安全国防的部门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当中。

       “许多国家都把生物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中，比如建立军队相关机构为主的生物防御体系，这就是从国防和军事角度积极占领战略制高点。”董家鸿说，生物安全实际上还涉及军事方面的生物武器，包括基因武器和微生物武器等，这就直接关系到了军事和国防安全。

        可见，生物安全威胁的影响，已从关系民众健康，拓展为攸关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。

科研人员在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。汤彦俊 摄

最现实的威胁

棘手挑战：传染病疫情、生物技术应用

       中国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，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，不仅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安排，也具有全球意义。

       去年12月，学习时报曾刊载题为《面向2035年的国际生物安全形势》的文章。文章提出，短期内，生物安全风险总体可控，但面临生物袭击威胁、新发突发传染病、两用技术风险等棘手问题。

      其实，这些生物安全的棘手问题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。

      就中国而言，从非典到新冠肺炎，两次疫情带来的教训深刻、代价沉重。

       而这些年，非典、甲流、高致病性禽流感、中东呼吸综合征、埃博拉、新冠病毒……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，迅速成为人类共同的威胁，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。

       另外，基因编辑、合成生物学等颠覆性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也使生物安全形势愈加严峻。

     “现在生物技术在农业、医疗等很多方面都有应用，但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可以造福人类，用不好可能危害深远，威胁国家安全甚至整个人类。此前关注度极高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，就是很危险的生物技术应用事件。”董家鸿说。

       董家鸿表示，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生物安全问题，将会严重影响到民众健康、经济运行、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。

 武汉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病毒检测。 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

制度“防火墙”

战“疫”之下，生物安全立法急需补短板

      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无论是专业群体还是社会舆论已在讨论：如何从制度体系层面早日筑起筑牢生物安全的“防火墙”。

        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也提到，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，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、制度保障体系。

        针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立法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期间，就有214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七件相关的议案。

       2019年国家层面正式启动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进程，当年10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生物安全法草案进行了初审。

       这部旨在填补领域空白的法律草案，立法思路即：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是总体要求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根本目的，保护生物资源、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、防范生物威胁是主要任务。

       有评论认为，经此一“疫”，在生物安全法草案的后续审议中，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短板、不足，必然会在法律框架中急补短板。

       “我们国家经历过SARS，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投入巨大资源，应该说我们这个体系是有优势的。这次疫情的发生，其根因在于我们传染病应急防控系统上的漏洞和短板。” 董家鸿说。

        董家鸿表示，应该以深入检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问题为基础，充分认识生物安全对民众健康、国家安全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。加快国家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，提升生物安全方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，构建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，健全重大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，有效保护国家免受生物威胁的损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