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幅员辽阔，文明悠久。一部中国史，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，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、发展、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”。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共同体。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、分析、阐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。

准确把握“四个共同”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

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。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四个共同”的重要思想，明确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。

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。各族先民胼手胝足、披荆斩棘，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。秦代设置南海郡、桂林郡管理岭南地区，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新疆，唐代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经略边疆，元代设宣政院管理西藏，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，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今天，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各族先民共同开拓的，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。

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。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，历经先秦、秦汉、三国两晋南北朝、隋唐、宋辽夏金、元、明、清，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，又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。历史上，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，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，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。分立如南北朝，都自诩中华正统；对峙如宋辽夏金，都被称为“桃花石”；统一如秦、汉、隋唐、元明清，更是“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”。历史上的秦汉雄风、大唐气象、康乾盛世，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。

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。在文学作品上，各民族创作了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，传承了格萨尔王、玛纳斯、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；在伟大工程上，各民族建设了万里长城、都江堰、大运河、故宫、布达拉宫、坎儿井等。

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、博大精深，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。展开历史长卷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；从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到“万里羌人尽汉歌”；从边疆民族习用“上衣下裳”“雅歌儒服”，到中原盛行“上衣下裤”、胡衣胡帽，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、胡琴、旗袍等，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。各族文化交相辉映，中华文化历久弥新，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。

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

在我国历史上，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直是存在的。几千年来，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看作“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”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、“五方之民”共天下的交融格局。先秦人说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，汉朝人说“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”，隋朝人说“混一戎华”。唐太宗李世民所讲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，就体现了“夷夏一家”的思想。唐太宗被北方民族尊为“天可汗”，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元朝人说“一视同仁”，清朝康熙帝主张“天下一家”。

1840年鸦片战争，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，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提出各民族联合起来“保国保种”的主张。1902年，梁启超率先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。1905年，梁启超在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，中华民族是具有内在聚合力的多民族统一体。1917年，李大钊发表《新中华民族主义》《大亚细亚主义》等文章，高揭“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”，呼吁“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，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”。

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，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民族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救亡图存意识空前高涨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各族人民浴血奋战、百折不挠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，建立了新中国，实现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，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。党和人民百年奋斗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。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、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重大原创性论断。党的十九大把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写入党章。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正本清源，旗帜鲜明反对错误的历史观

自上世纪中期以来，在西方史学界出现所谓的“内亚史观”“新清史观”“征服王朝论”等错误史观。“新清史观”强调从内亚视角研究清史，突出清王朝的“内亚性”“满洲特性”，将清王朝定性为“内亚帝国”，并将“内亚”与“中国”相提并论，认为“中国”仅指“汉地”，即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域，由此形成“内亚”与“中国”、“胡人”与“汉人”、“胡化”与“汉化”的二元对立关系。“征服王朝论”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分为汉族和非汉族，“征服王朝”相对于汉族建立的政权，意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，如南北朝的北朝以及后来的辽朝、金朝、元朝、清朝等。

这些错误史观的核心是把历史上的“中国”限定在汉族居住地区，认为汉族以外非“中国”，强调“胡汉二元”对立，割裂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与古代中国的紧密关系，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，从而引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曲解和误读。